徐旸
还在学校那会儿，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就是一所有名的临终关怀医院。班上一位女同学为了交作业，做了一个选题，让我帮她做摄影，就是拍这所医院里的老人。同时，她还发现医院里养着一个弃婴，于是拍摄的对象就定在这个弃婴寄居的病房里。现在想来，愿意住进这所医院的老人多半比较看得开，要不然，冲着“临终”这两个字谁也不会来了，当然有很多时候是儿女做主了，图省事和避忌讳相较之下，还是前者更务实。
我第一次走进这所医院的时候就觉得那是个混合体——“养老院+医院+精神病院+收容院”，一座不大的楼里面，有身体没大毛病就为养老才住进来的，有一边住院一边扎针终日不起床的，有满楼道溜溜达达吵吵嚷嚷神神道道的，还有我们拍的那个弃婴，这些人凑在一起，天天都是戏。我拍的那个病房，印象里是三个老太太住着，其中一位已经不能说话了，骨瘦如柴，半躺在床上，没事就用那双不会眨的眼睛盯着我这个五大三粗的陌生人；第二位老太太住在靠窗户的位置，也不见她怎么下床，但是她身体没什么毛病，就爱在床上坐着，一看见我就拉我过去悄悄跟我说有人要杀她，让我一定想办法把她弄出去，并且时不时跟我说英文，据说这老太太年轻的时候是个大家小姐，在教会学校上的学，后来因为什么变故变成这样就不知道了；第三位老太太病得最重，插着管子，一直在喘，不见她睁眼，也就没有说过话，现在想来谁要是觉得自己不行了，看看这老太太多半心里会平衡。
就在这间屋子里，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是护工，不是北京人，她丈夫也在这所医院作护工，两口子一个月挣不到一千块钱，可是医院管吃，就住在病房，所以开销也不大，还能干得下去。在这间屋子的门背后，也就是三十公分宽的角落里，放着一个标准的襁褓，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包裹得那么好看的襁褓，里面的婴儿脑袋极大，据说就是因为这病，一出生便被父母丢下了，至于他是怎么被安排到这儿的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当时有人说这孩子就住几天，以后就会被送到孤儿院了。附近几个病房的人都很照顾这个临时住进来的幼小生命，屋里的女护工更是像个妈妈似的收拾这个孩子。那孩子的样子看上去很可怜，加上弃婴的身份，着实把我那位女同学心疼了一阵。《圣经》里的神眷顾小孩，因为他说上得天堂的就是小孩这样的生命；《圣经》里的神还说过，不可欺负寄居的人，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就是寄居者，饱受过那种痛苦。后来，我又去过一次医院，是几年以后了，猛然间，看见一个小孩在楼道里穿来穿去，走近一瞧，一眼就认出来是当初那个襁褓里的弃婴，脑袋还是那么大，比例不协调，不过，他好像已经不是寄居的身份了，因为从这个孩子眼中我看出来对我这个陌生人的警惕，这里俨然已经是他的家了。
这个片子里，有一个段落是我仍然记得的：那位女护工的丈夫过来看她，两个人一起给婴儿喂完奶（牛奶，不知道那批含不含三聚氰胺），把孩子抱到前面提到的第一位老太太的床前，老太太一直让我有些恐惧的眼睛里突然之间就泛起了亮光，已经近乎僵硬的脸在努力挤出一丝微笑，她就那么看着这婴儿，越来越慈祥；女护工把婴儿轻轻放到了老太太的怀里，两口子看着老太太瘦弱的手轻轻拍着那婴儿，就好像看着两个婴儿一样，笑了起来。后来课堂上老师说这个段落拍得好，我毫不谦虚，至今我以为那段拍得不错，原因很简单，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该怎么拍，根本没有这个意识，但是我看进去了，并且怀有强烈的感情。
那次拍摄给我印象极深，几年以后，回想起来，我才发现，那片子要是拍好了，肯定特牛，原因很简单，“生老病死”在那样一间小小的屋子里，几乎都被我们看到了。所谓生，不仅仅是那样一个幼小的生命，还包括女护工那样的生存状态；所谓老，也不仅仅是那三位老太太，有的时候，‘老’是形容词，但是在纪录片里，我更愿意把它当成动词，看着别人的时候，我也在变老，这本身就是一种纪录，有点类似小川绅介说过的，用身体纪录下来的才是真正的纪录；所谓病，又岂止是生理的病，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可能包括我们自己，都已是病久矣；最后说到死，太可怕了，这世界上包容性越大的事物越可怕，比如死，你可以理解成这是一霎那的事，但我要说，在一些特定的时候，你会发现，死是那么长的一个过程和那么大的一个范围，甚至包括生、老、病，甚至包括我们对死后的一切联想和设计，所以，拍摄死亡，一定不能是把它看成一瞬间的事情，否则那将是无从剪辑的，所有的人都只能是留下素材，看不到成片的，我们可以各种方式展示死亡，因为仔细想来，它无处不在，可怕。
说到这里，突然觉得把老和死先后联系在一起有些幼稚，因为老并非死的必要条件，死并不一定非等到老，而老是一定会死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和老年人之间并不存在谁更接近死亡的问题，就个体与个体而言，这根本是一个假命题。
那么提倡尊敬老人的原因究竟何在？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潜在的思维定式，与上面提到的把老约等于死有关，那就是：快死的人了，对他好点吧！有这种想法的人，堪称荒唐，首先，你怎么就知道别人快死了，你以为这是排队上车呢？谁死谁前边还真不一定呢；其次，言外之意，离死还远着的人就可以对他残酷一点？什么人呢？！这种人，从骨子里其实是歧视老人的，在老人面前有莫名的优越感，无知地以为自己还早着呢。
还是要问回来，为什么要尊敬老人呢？还是从重阳节说起吧，其实，重阳节和尊老敬老联系在一起是大约二十年前人为附加上的涵义，原本这一天的农历数字在古人看来是极大的，吉祥的，又逢秋实，于是靠天吃饭的祖先们就于这一天祭祀、敬祖，所谓“九九不到头”，亦可以祈求长长久久。
升华一下，人类生生不息的动力似乎始终徘徊在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恐惧之间，但终究还是对生的渴望更为实在，而尊敬老人，恰恰不是因为惧怕死的后果，而是因为敬仰这生的历程，真正历尽沧桑的人，不需要荣华富贵，但求不失尊严，所以，我们必须尽力维护这尊严，才是真心真意地敬老。
，她就是马德琳。年轻时马德琳疯狂的爱上斯蒂夫•萨丁，两人几乎形影不离，也做过无数浪漫的、过火的事情，而她却在婚前保持着处女之身；终于，马德琳和斯蒂夫•萨丁结婚了，然而短短几个月就宣告失败，原因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来说你可以认为是因为混乱的男女关系造成的，而复杂来讲，那时他们自己对一切都没有把握，除了放纵。斯蒂夫•萨丁吸毒的历史很长，他后来进入专门的戒毒学校，出来以后恢复主流生活，又娶了一个女孩，有了自己的孩子；然而斯蒂夫•萨丁的孩子却因为白血病死在自己的怀里，
斯蒂夫•萨丁崩溃了，离了婚，他丝毫不怀念第二任妻子，却念念不忘马德琳，因为已经接近中年的他才开始逐渐明白自己当年是多么不懂得珍惜马德琳。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斯蒂夫•萨丁只能在梦里见到马德琳，而马德琳在面对镜头的时候，也近乎哽咽，因为她也不止一次梦见斯蒂夫•萨丁，甚至就在昨晚，那是少女初次也仅有的一次爱，不曾消失，但也不能继续，更何况在那样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来的那个曾经的篮球场，当年的男孩们——现在的老头们，用大铁钳子把铁围栏剪断，破出一个大口子，大家兴奋地跑进篮球场，一切仿佛又活了起来，片子前面大部分沉重的情绪一下子烟消云散，你突然感觉到他们还是一群男孩儿；正当斯蒂夫•萨丁在场上不断地秀自己的篮球技艺的时候，马德琳来了，两人紧紧拥抱，短暂地闭上双眼，肩并着肩，没有哭泣，斯蒂夫•萨丁搂着马德琳一边说笑一边走去球场外找当年的一家冰淇淋店，斯蒂夫•萨丁要去给马德林买当年她最喜欢吃的那款冰淇淋，至此，我的眼泪夺眶日出，是他们那份经过岁月沉淀而来的淡定让我这样看片子的年轻人禁不住感动起来，也可以说是震撼。
1999年，李德伦已经坐了轮椅，斯特恩再次来华，正在音乐厅和乐队排练，忽然，李德伦被人从台旁推了上来，斯特恩看见老友，并没有停下排练，而是一边拉着琴一边走近轮椅上的李德伦，用琴声问候这位阔别20年的中国朋友，待乐曲奏完，79岁的斯特恩和82岁的李德伦拥抱在一起。随后，李德伦终于自己谈起当年那场关于莫扎特的讨论，承认自己当时一味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是不对的。很多古典乐迷应该对1999年那场李德伦实际上的告别演出记忆犹新，很多人写了当时的场景，很多人热泪盈眶，他和斯特恩的最后一次合作，人们早就忘记了关于莫扎特的分歧，人——谁能摆脱时代和环境的巨大影响呢？人——谁又会真的拒绝向着文明和开放迈出脚步呢？
这一次合作，成全了很多人的愿望，更成全了《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这部纪录片的重访，对纪录片人来说，能见证这一前一后时隔20年的合作，看着时间在自己的胶片上约会，简直是莫大的幸福。因此我们也应该记住艾伦米勒——《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的导演。
之一，导演的心态十分重要，我们往往不是过于急躁就是过于深奥，拿捏把握这个火候的功力欠佳。
说起来，谭抒真在中国西方古典音乐史上也是值得书写的人物，当年上海租界工部局——也就是租界政府性质机构有一个交响乐团，里面放眼望去尽是高鼻梁深眼窝的外国绅士般的演奏员，而谭抒真则是四十年代进入该乐团担任小提琴演奏员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国人之一。文革中，谭抒真侥幸活下来了，才有幸见到1979年的斯特恩，才能在《来自上海的绅士》中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来自上海的绅士》应该属于套拍，与《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一组人马一套设备，几乎同一时间，另辟主人公，做出的一部纪录片，相对无名，相对单调，但是看完《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的朋友确实应该再多花些时间看看《来自上海的绅士》，
是个补充，更是一个调节，毕竟，在斯特恩等人对中国年轻学生所表现出来的愚钝迷惑不解的时候，有些东西被一笔带过了，而那些令人惋惜和痛心的现象背后，一定是一段无比沉重和值得反思的历史在作祟。
而拍摄方式基本固定，阿尔伯特是哥哥，他扛着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老实说，我也觉得纪录片工作者选择拍摄名人是一件讨巧，但不一定讨好的事情。尽管我愿意相信梅索斯兄弟面前的被拍摄者都是他们平等看待的人，都具有吸引他们关注的人性特点，但是这却很难说服一些挑剔的评论者，更难于让观看者抛弃对“明星”这一商业身份的过度关注。但是有一个事实应该引起所有人的注意，那就是，明星不会永远是明星，评论者不会永远把握话语权，而以客观态度纪录下来的影像却可以在以后不同的时代散发出持久的味道，就如同这一部《披头士初访美国》。
阿尔伯特·梅索斯，这个和蔼的老头曾说，从镜头里望着前面，当自己清楚地知道这就是自己想要的场景的时候，那种幸福是难以形容的。直到现在，阿尔伯特·梅索斯每每看着自己拍摄的纪录片，都还有一种冲动，想要继续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