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ui

一
    《立春》里，王彩玲说了好几遍她想去巴黎，去巴黎歌剧院引吭高歌，说话的时候，陶醉的仿佛这是她最高贵的理想。
    现在这世界，何处安放理想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曾高尚的无价之宝，现在全然变成待价而沽，可以折合成数字精确的年薪、分红之类。王彩玲的真实理想是去北京，去中央歌剧院唱歌，想尽办法办北京户口；此外，黄四宝的理想是去中央美院，考进去，成为“真”的画家，考了一年一年又一年；舞蹈老师胡金泉的理想是，自己穿着紧身裤跳芭蕾的时候，小镇上毫无艺术素养的人们可以不掩面窃笑，可以不认为他是变态。假如理想可以被安放在歌剧院舞台、安放在美院校园、安放在看不得芭蕾舞者鼓囊囊的紧身裤的人们身上，理想到底又算什么呢。《立春》在理想这回事情上，没有一点奋进，没有一丝希望，顾长卫的意思，大抵是这世界上，理想无处安放。
    “这个时代有多坏，《立春》就有多好”。这个时代，理想就像小孩手里耍弄的气球，下场没有好的——或者气漏光，或者被捏爆，又或者一不小心没拿住，飘飘摇摇飞上天，飘远了，无影无踪。《立春》把这奄奄一息，一息也绝的理想描述透，这电影的好，真的是这时代的坏。

二
    如今妄想成为梵高，可能性为零。长头发、破烂牛仔服的黄四宝野路子考美院，六年考不上，几乎归结为运气，还哀叹自己什么时候能有梵高的境界。王彩玲说，梵高运气也不好。这扯淡的没有边。艺术跟运气没关系，名利跟运气才有关系。梵高卖画卖不掉，他那时代无人赏识他的画，这不妨碍他继续画。梵高的美术学院是田野，老师是农民和妓女，用的颜料几乎是自己的性命。在电影里看到那本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拿来做王彩玲对黄四宝的传情信物，一下明白，艺术算个屁，都是拿来利用的借口。
    五大三粗的周瑜他一遍一遍恭维王彩玲歌唱的好，也不忘记自己也曾艺术过，他说自己曾经报考电台失败，但考官都夸他嗓子好，他在王彩玲跟前念起普希金的诗，口音浓重，叫春的雄鸟一样嘹亮高亢——“我给自己建造起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他当然不要造什么纪念碑，他不过是条件太差，单身许久，要找人结婚罢了。艺术在他身上，像个黄色笑话。
    王彩玲、黄四宝这两位，我看不是要接近艺术，不过是要接近官方认同的机构。王彩玲去北京不成，就会来天天说大话，中央歌剧院正调我呢，就要去北京了之类。黄四宝去美院不成，就喝个烂醉。他俩追求的，根本也不是进入机构，而是要最终得到别人对自己自负的承认。
    只有胡金泉，这个女里女气跳芭蕾，自称小镇人眼中的鱼刺，是真的一跳舞就陶醉其中，电影里拍他跳舞的时候，他立即神气起来，神气得凄凉。
    现在想搞搞艺术的人，在各个艺术学院门口排长队，艺术只剩下卖钱这个用处。艺术算个屁。

三
    电影里故意要把王彩玲设计成暴牙、赖脸、臃肿身材，然后配上一副好嗓子，不断唱托斯卡的咏叹调：“上帝啊，为何对我这样残酷无情”。残酷无情的自然不是上帝，世界早被现实接管了。现实砍杀理想，现实作践艺术，现实还会干什么呢，现实是《立春》里这帮性格扭曲阴暗的人物群像的罪魁祸首。唱歌、舞蹈、画画，这些被人仰慕的技艺之下，居然是一副副小肚鸡肠、尔虞我诈。周瑜为了追求王彩玲，骗好朋友黄四宝家里的钱，手段下流龌龊；黄四宝这个艺术青年最后变成骗钱商人，被人追着打；王彩玲也是小女孩剃光了头扮癌症，骗王彩玲带她去北京参加比赛；王彩玲自己也好不到哪里，时时刻刻清高固执得可笑。胡金泉那幅男不男女不女的扭捏模样，倒是最可怜，可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想找王彩玲假结婚，这样别人就不觉得他是“二胰子”，是变态，是小镇的“一桩悬案”。
    “既然你是这个命，你就得担待。”担待不起，王彩玲终于放弃了。因为家中还有受不了留言的老父老母。她给领养的女儿起了个名，王小凡，平凡的凡。
    顾长卫让电影里每个人最后都放弃了艺术，平凡了。没有什么艺术与现实相撞的头破血流，就是不声不响平凡了。这结果不好么，最好不过了，因为《立春》告诉我，这世界坏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