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昨天早上，时光网的头条是这样一篇文章《小津安二郎曾参与侵华战争 在长江上撒过毒气》，发布者是“时光电影报道”。只一天时间，跟贴已经有10页（而且还被管理员删掉了无数），80%是匿名回复。
不太明白时光网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但如果网站希望有这样的讨论效果，那么目的确实达到了。
其实，那些回帖的内容基本上可以猜到，只是，我没有想到会在时光上看到罢了。
我很早就知道小津参加过侵华战争，不过记不清是哪里看到的了。当时的文章里说他大约在中国呆了一年，管仓库，后来称病提前回国，并且说他对待战争的态度是消极的。同时还附有照片：三四个日本士兵坐在台阶上，背景是一个仓库，其中之一是小津。我记得自己还在日志里提过这件事。
但从这篇文章的描述来看，两者的说法显然有些出入。
对照小津的生平，他在1937年前已经开始拍电影，1937年至1941年这4年间没有拍片，估计是打仗去了。他当时在日本大概已经有点名气，所以杂志才会采访他。
不过，从时光引用的言论看，小津对自己作为侵华日军的经历固然没有忏悔，但似乎也不能说明他就是“杀气、轻蔑、傲慢与偏见”的。虽然这符合我们对侵略者的一贯想像。
作为一个日本人，要超越自己的时代、民族和国家，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如果不认同自己士兵的身份，一定会非常痛苦。所以，小津选择了接受。这种想法，今天的我们会极度鄙视，可在当时一定很正常。
记得1999年，东史郎到南京、杭州等地签售自己的《东史郎日记》，报社有记者跟随采访，回来后对我们说，如果这位老先生不是已经80多岁，知道自己时日无多，肯定不会做这样的事（指谢罪、出书等）。因为这等于“背叛”了自己的朋友、战友，甚至是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几个人能够做到？
想当年，中国的红卫兵都干过抄家、武斗、批判之类的事，40年后，法不责众，又有多少人承认自己的人性有污点？为什么没有人追究当年逼得傅雷上吊、老舍自沉的红卫兵是谁？他们为什么不站出来？为什么不忏悔？
季羡林先生曾私下透露过：当年打我最凶的那个学生现在身居高位。但出于宽容之心，他在《牛栅杂忆》即将付梓的最后时刻，删掉了这个人的名字。可回应季老先生博大胸怀的，只是当事人无声的沉默。
国内讲述文革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数量很多，不过基本上都是站在受害人的立场来讲述历史，几乎看不到施虐者的自省。我仅见过的是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以及陈凯歌的《少年凯歌》（尽管我对陈大导演的《无极》极为感冒，但这本书仍然是值得推荐的）。
不过，别指望在书中看到痛彻心扉的忏悔和谢罪，能够公开自己的身份，并且自我反省已经很了不起。因为就算是《东史郎日记》，也隐去了许多更残忍的事实。我理解这种做法，毕竟，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掩示自己的丑陋。
问题是，当时的中国有多少红卫兵？几十万？几百万？却只有区区几个人愿意承认自己的过错。更多的人，只是沉默……
小津1963年去世，估计是没有再来过中国。在电影中，他对战争给日本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思考，却未能站在战争的受害方－－中国人民的立场来反思问题，总是一件遗憾。从电影角度，他当然是一个大师，可作为参加过战争的日本人，他显然未能对自己伤害过的中国人民有所交待。
可我不想追究。因为我明白，拷问灵魂是多么困难的事。
我也不想指责国人对日本的愤怒。《南京梦魇》这样的片子无论看多少遍，都会勾起人们的仇恨。1个多月前，时值抗战70周年，央视又重播了法国电影《老枪》。尽管已经看过多遍，我还是无法抑制内心的怒火，目睹爱人在火焰中挣扎、死去，这样的场景任谁都会想冲上去拼命。
只是，扪心自问：我们在要求日本人做的事，换成自己，就能够做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