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Discovery国际电视网总裁慕珂就记录电影过于“娱乐化”提出看法：记录片要娱乐，Discovery要让观众看到故事。 电视是讲故事的平台，要使电视节目吸引观众，要让观众选择自己的频道，最重要的是“故事性”。故事性不会削弱纪录电视要表现的严肃主题，娱乐性是让严肃主 题接近观众。由此可见，娱乐化的倾向是适应了纪录片在当时代的发展需要，是合乎规律的。
对于电视节目来说，这句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但是有关记录片的真实性和美学性的争论，说白了也是围绕着这种“大众娱乐”问题而展开的。关于记录片的真实体现手段在这里先暂时不做讨论，先单从经济价值上来说，看看娱乐化给记录片带来了什么。
1990年，麦克摩尔拍摄了记录片《罗杰和我》（Roger&Me）。影片讲述的是麦克摩尔老家密执安州的FLINT镇，因为通用汽车公司大幅裁员而全面衰败，罗杰是Roger Smith，当时通用汽车的老板。麦克摩尔一直在找罗杰，但是罗杰根本就不给他机会见面，其实也根本不在乎他，于是全片就一直在麦克摩的“追访罗杰”的情节下被贯穿起来。影片的一大特点就是强势的娱乐性，麦克摩尔将各种荒谬情景重新组合，并且运用了明星、木偶表演，增强了影片的观赏程度（当然也用这些元素强化他的观点）。看过的人对麦克摩尔的“交替”组接肯定有深刻的印象——在一放叙述观点的同时，另一方或者干脆是叙述者在另外的场合正在做完全不同的事情——这种强烈的对比，不但能更加突出他的理论，也产生了戏剧性效果，使观众一边深思，一边大笑。
2002年的《科伦拜的保龄球》再次延续了麦克摩尔惯用伎俩，将剧情情节、MTV、舞台表演、动画、笑话等各种元素糅合在一起。这次他的目的是通过惯有的“对比术”将一方言论用另外一方或者实际调查来进行反驳，并最终指引观众思考他所总结的结论。
《科伦拜恩的保龄球》将美国频繁出现的枪杀案件，不是归咎与移民和好莱坞电影的影响，而是在一开始就通过“信用卡开户”来获取了一支9mm步枪的经历来说明美国人想得到一支抢是多么容易，进而讨论为什么美国人需要枪——缺乏安全感——9·11事件之后这种恐惧更加严重——美国宪法赋予了人民自由持枪的权利——而新闻中频繁的恐怖报道又加剧了人民的恐惧感。这个一气呵成的循环结论使影片紧凑和环环相扣。这部充满娱乐元素的记录片（他甚至去采访了玛利连·曼森）获得了大奖，也获得了客观的票房。
于是新的观点产生了，这种观点认为：娱乐化是纪录片经济价值得以实现的保证。纪录片不仅仅是纪实艺术，它还是商品。作为凝结着创作者的劳动又用于交换的纪录电影来说，在肯定了其社会价值的同时，又不得不考虑其经济价值的实现。在纪录片投放市场时只有能获得较多利润才能得到更多的赞助商的赞助，吸引更多的资金注入到纪录片的创作中来，使之形成良性的循环。近几年来，有很多的纪录片既叫好又卖座，实现了“双赢”，从而为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保障。
麦克摩尔自己说过：“实际上我首先赞成的是娱乐,而且这种娱 乐忠实于历史的本质。”在这种观点之下，他又在2004年创作了《华氏9·11》。这次，他成功了创造了一场政治轰动，差点把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赶下台。而在大家对总统以及政府的信任产生危机的同时，这部记录片本身则再次刷新记录片历史上的多项记录——《华氏9·11》中继续充满了戏剧性因素，继续富有娱乐性，因此吸引了众多观众，创造了高票房记录。
娱乐化是双面的，它使纪录片最大程度地贴近观众然后获得良好的经济回报。同时，它也给纪录片的纪实性带来了冲击。一部影片中娱乐性因素的增多在某种程度意味着其真实性成份的减少。于是，我们的问题又回到了最初提出的争论中：记录片的美学成分和真实性。
记录片和电视剧电影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对真实的忠诚。然而记录片只能是Discovery样的吗？个人认为并不见得。中国多产记录片，在高度的遵循了“记录”的原则。然而没有好的叙述方式，也就没有更多的人会有兴趣关注所记录的内容。这样一来不但不能传达创作者的思想意图，也无法获得拍摄的资金回笼，又怎能保障出现更好的作品？
以麦克摩尔来说，他站在民众的角度上，用这种娱乐方式来拍摄记录片，但是却不失真实。观众看的明白，又有好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能够传达一种思想或者让观众独立思考的空间。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在真实的基础上加入娱乐元素——博得更多的观众——创造出经济价值——再次投入到更好的拍摄中。
以这种角度来看，麦克摩尔的记录片，其实是通过创造一种经济价值来获得更多的价值，这其中包括真实价值，思想价值以及世界观价值观。这种记录片的拍摄方法，为何不可呢？
通往梦想的航程中，自己才是船长！
